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NCAA身上發生。
前不久，一項名為「豪斯案」（House vs NCAA）的和解協議正式被聯邦法官通過，允許學校直接向學生支付營收分成。這也意味著，自1905年NCAA創立以來，學校首次可以直接向學生「發工資」了。
這份和解協議源于2020年。前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游泳運動員格蘭特-豪斯提起訴訟。他認為自己和眾多大學運動員一樣，雖然為學校創造了大量商業價值，卻因NCAA之前一直堅持的姓名、形象與肖像權（NIL）禁令，丟失掉了許多賺錢的機會。
格蘭特-豪斯 圖源：SwimSwam
這一訴訟在不到五年內演變為三宗聯合反壟斷大案，牽連NCAA及五大聯盟（ACC、Big Ten、Big 12、PAC-12和SEC），并在最終以一項重磅和解收尾。
這不僅將影響美國高校校隊未來的運作方式，更將從根本上改變NCAA的底層制度，美國大學體育的大船，將以無限趨近于職業競技的姿態前行。
五年之間，關于這份和解協議所有的拉扯都落到兩個數字上：28億和2050萬。
28億，是對過去的補償。
在2021年的NIL法案之前，NCAA運動員在簽署大學獎學金協議時就會失去肖像權，并需要遵守禁止金錢交易、禁止任何商業代言等行為，違反者將受到禁賽等懲罰，失去上場資格。
因此，協議規定，在接下來的十年里，NCAA和五大聯盟需要向2016年起曾在校參賽的學生運動員賠付28億美元，補償之前因參賽資格規則而錯失的NIL（姓名、形象與肖像權）收入、電子游戲代言收入以及轉播相關收益。
據悉，28億美元的賠付款項將按照一套公式進行分配：大約75%給橄欖球運動員，15%給男籃，5%給女籃，剩下的5%則分配給其他項目。
2050萬，是對未來的構建。
盡管這個數字聽起來比28億小上很多，但卻像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影響著整個美國大學體育的未來走向——協議規定，從2025年7月1起，NCAA一級聯賽的學校們可為運動員設立最高2050萬美元的年度分成上限。
而雖然官方用盡了所有的手段，去避免「工資」這個說法在紙面規定上的出現，但某種意義上，這本質上就是學校所被允許的薪資空間。這個數字的來源，是五大聯盟學校平均轉播、門票、贊助收入的22%，也正因此，它會像職業聯盟中的「工資帽」一樣，隨著營收變化而上下浮動，每年動態調整。
德州理工大學的分成計劃 圖源：ADU
值得一提的是，這筆分成將區別于傳統獎學金發放，也就是說，在傳統意義上的學費、食宿、醫療資源等福利之外，工資，將成為未來學校招募頂級球員時的最被看重的條件。
不過，2050萬美元也并非硬性要求，而是一個上限，學校也不是一定要給學生分錢。除了五大聯盟中的學校自動進入這個規則之中以外，其余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與，但需在2025年6月15日前上交決定。
對于那些每年收入上億的豪門名校來說，這可能不算什么，但對于許多小學校來說，2050萬，足夠建一棟多功能教學樓，設施全是最好的那種。
問題顯而易見——這錢從哪來？
當學校有了「工資帽」，大學體育的運營邏輯、預算結構和商業生態都在發生變化。
需要說明的是，2050萬美元只是上限而非硬性指標，學校并不用每個賽季都花出去這么多錢。但就像在職業聯盟中，每年成績最好的球隊，通常都是工資預算最高或者排在前列的球隊，對于那些志在奪冠的學校來說，不花錢意味著找不到明星選手。
愛荷華州立大學體育總監Jaime Pollard就直言：「我們今年必須拿出這筆錢。如果我們不花出這2050萬美元，就等于放棄了現有的體育競爭力。」
圖源：On3
按照目前NCAA的現狀，營收分成的大部分預算仍將流向橄欖球和男子籃球項目，因為它們既是很多大學體育部門最大的盈利來源，也是商業價值最高的項目。因此，「工資帽」的大部分都會用于這兩個大項，非頭部項目的學生運動員仍可能無法享受到發工資的紅利。
據悉，德克薩斯理工大學預計將在2025年向其學生運動員支付高達5500萬美元的報酬和NIL資金。 與之相比，MLB的奧克蘭運動家隊在2024年的工資支出為6200萬美元。
更有一些高管向The Athletic表示，曾是職業體育獨有的「擺爛」可能也將進入大學賽場。如果一支球隊在關鍵位置如四分衛上存在嚴重短板，它可能選擇保留資金，放棄當賽季投入，留到下賽季形成一個更具優勢的招募預算。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也迫使各校體育部門必須在財政和運營上進行結構性調整：「長久以來，大學體育部門都像是非營利組織在運作。但現在，他們必須開始像企業那樣思考。」
當然，天上不會白白掉錢，尤其是像2050萬美元這樣的一筆巨款。雖然NCAA中很多大學校有著上億美元的收入，但其支出也與收入相當，別說有什么大量的盈余，只能勉強做到收支平衡。例如，肯塔基上賽季營收2.2億，支出1.97億美元。
圖源：肯塔基大學社媒
因此，對于許多學校來說，如何籌集這2050萬美元成了第一要務，而不同學校有不同的搞錢方法。
例如，田納西大學宣布引入天賦費（Talent Fee），提升球票和看臺消費價格；阿肯色大學則提高了特定賽事的票價和服務費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計劃上調學生學費，并將其中一部分撥入體育經費中。
與提高收入同步進行的，是成本壓縮，包括削減運動員福利、控制用餐和交通支出，甚至對行政人力進行裁減；也有學校希望通過場地廣告、冠名權等方式開拓新收入來源，甚至引入私募股權投資。往后，職業體育與大學體育之間的界限將會越來越模糊。
圖源：On3
與此同時，一些五大聯盟之外的學校，在和解協議的前夕就已開始選擇戰略性放棄：德克薩斯大學艾爾帕索分校取消了了女子網球隊；圣弗朗西斯大學（賓州）甚至宣布整體從D-I降級至D-III；猶他大學在重組會議結構中，終止了女子沙灘排球隊。
除了問題還是問題。
某種意義上，「豪斯案」不是結束了NCAA的震蕩，而是開啟了一個更加搖擺、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
正如2021年NIL協議開放，NCAA學校能向學生「發工資」，是一次眾望所歸。大學運動員可以接觸商業代言、打比賽賺錢，「通過勞動獲得報酬」再自然不過。
但另一方面，自2021年NIL政策開放以來，NCAA業余體育的神話已逐漸崩塌，這次「豪斯案」的和解，不過是又一次將職業化趨勢推向了明面。
當然，這種趨勢背后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首先，當學生變成某種意義上的職業球員，當學校成為「雇主」，大學體育原本強調的教育功能和校園歸屬感將遭到挑戰。就像「學生運動員（student-athlete）」里面「student」永遠在「athlete」之前一樣，校園體育，終究應該是教育體系的一部分，但當雇傭關系的概念介入其中，潘多拉魔盒一開就有合不上的風險。
其次，本就存在的資源不均將進一步擴大。NIL政策之后，藍血球隊與中小聯盟球隊的差距就已經日漸增長，如今只會越來越大。強校擁有更多贊助、更大曝光、更強吸引力，中小學校則面臨球員流失的風險，「瘋狂三月」的奇跡也許會越來越難以復制。
此外，如果說體育部門逐步演變為類似職業俱樂部的運營實體，開始核算轉播收益、品牌合作、獎金投入產出比等商業指標后，那些沒有商業吸引力的邊緣項目，那些不具流量潛力的運動員，將越來越被邊緣化，資源被不斷擠壓。
此前曾有數據顯示，僅僅有2%的NCAA大學球員能打進職業聯賽。所以，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小學校的優秀球員們為了更豐厚的分成而轉校。這會使各所學校陣容持續在不穩定的狀態，對于單個項目，乃至整個大學體育傳統的競爭模式可持續性都有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準狀元、杜克天才前鋒弗拉格隔扣對手，圖源：UGET
值得一提的是，和解協議也對NIL（姓名、形象與肖像權）收入進行了進一步規定——學生仍可通過第三方NIL交易賺錢，但所有超過600美元的合作，需接受一個名為「NIL Go」的新監管機構獨立審查，并由德勤與新設立的大學體育委員會（College Sports Commission）共同支持，這也是NCAA第一次引入職業級的外部監管結構。
未來十年，大學體育將持續經歷洗牌——資源配置、財政結構、人才流向、監管模式都將被重新定義，其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有一點已經無可辯駁：NCAA一度以校園體育、業余聯賽的標簽來包裝，突出其不可預知性、公平競爭的魅力。可事實上，NCAA早已與商業化的職業聯賽大同小異了。
「豪斯案」的通過，只是更清晰的點明了這一點，并開啟了北美大學體育一個更復雜、職業化且商業化的未來。
